我曾到过台湾：日月潭、陈为廷、王晓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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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不糊涂

2020

08.14

星期五

0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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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年前的经济法课上，我和老曾以及小新坐在一起，缩着脑袋开小差。那次开小差的结果，是我们组成了一支实践支队，前往台湾访问。

2010年还没有自由行，必须以团体的形式，先拿到邀请函。小新当时是学校里海峡两岸交流协会的会长，前一年刚代表学校参加完央视和台湾那边组织的海峡知识竞赛，这方面有一些关系。

两岸交流协会的外联部长是后来赴哈佛师从王德威的丁如，也是我在文学院一份报纸认识的朋友，那个学期她正在国外交流。跟她和协会里的其他人打过招呼，小新让我临时加入协会，接手联络工作。

至于能折腾的老曾，他去小桥买了五十块钱串，熬了一个大夜，整出来一份策划书。第二天，策划书交到交流协会指导老师那里，做了一些修改，通过了。

第三天，老曾拿着计划书去院长门口堵门——院长是研究港澳台法律问题的，院长答应先看看策划书，然后做决定。

过了几天，院长答应了做我们的指导老师，让我们意外且惊喜的是，他还答应把我们的访问团挂靠在他的两岸法政研究中心下面。

又过了几天，台湾那边夏潮基金会给我们发来了邀请函。

时间定在一月初寒假，过年之前。

本来我应该负责找几家律所，拉一下赞助的，但时间紧迫，策划书发出去，还没等到回复，就要动身了，所以最后是自费。

我们各自找来几位身怀绝技的能人异士，搞新闻的，搞美术的，能说会道的，沉着老练的，一个访问团算是正式拉了起来。

现在看来，这个访问团有两个大八卦。

一个是老曾后来成了院长的得意门生，这点当时我们还不知道。

另一个是队伍里的南西（《南西》）说我有个高中同学放寒假也在台湾，到时候让她跟我们一起行动好不好？在台湾这个同学来了，扎着辫子，挎着包，和南西一个穿红，一个穿绿，用贵阳话插科打诨，嘻嘻哈哈。这个同学叫陈粒，后来成了知名歌手，这一点当时我们也不知道。

0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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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台湾的行程很紧凑，玩的少，访问多。从夏潮基金会，到花莲慈济会，到国民党智库，到一个国民党湖南籍的老将军们组成的协会，再到《海峡评论》编辑部，光大学我们就去了三个，台大、政大以及新竹清华。

我们见了许多人，可能浮光掠影，但对台湾，也算获得了一个大致印象。

就我而言，这个印象里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三点，分别是日月潭、陈为廷和王晓波。

日月潭

我也学过《日月潭》这篇课文，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，日月潭会那么美，比课文里描述的美一千倍。

我记得我们是下午到的日月潭，我在大巴上迷迷糊糊地睡醒，转头看窗外，一片纯粹的晶莹透明的绿松石颜色的湖面映入眼帘，阳光倾斜地照射在湖上，白色的雾气缓缓上升，由淡变浓，可以看出旋转的形状。

那一幕带给我的冲击是永恒的，我在庐山小旅店的天窗中眺望过星空，在嵩山的峭壁上凝视过刀劈斧削的书册岩，在江西的山区目睹过清晨从云团中落下的群山，我还在哈尔施塔特见过堆叠的小木屋身畔的山中湖泊，在青海远望寂寥天空下孤独的雪山，在苏格兰高地攀爬荒地与绿坡，但相信我，即使和全世界最伟大的自然奇观相比，宁静优雅的日月潭也不会输一分一毫。

台湾很美，毫无疑问。

陈为廷

台湾之行给我留下的第二个印象是陈为廷。前面说过，我们去了台大、政大和新竹清华。三个学校里，只有在新竹清华没有和老师座谈，接待我们的是他们的学生会。

他们组织了一场三个小时的讨论活动，告诉我们议程是由他们的明星学生先做一场简短的演讲，介绍台湾民主历程，然后跟我们讨论。

这个明星学生就是后来“太阳花”的“大将”陈为廷，只是当时我们都不晓得。

陈为廷给我的印象是他极度亢奋，你可以一眼看出来，他努力想表现得很博学、很礼貌，可激情似乎由他全身每一个毛孔往外溢散，他整个人是浮动的。他说话声音很高，中气十足，经常自顾自地哈哈一笑，感觉像那种自封的老大哥。

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他都讲了什么了，大概只记得他说话的语气不是讨论性的，而是宣泄式的，是传教式的，多是判断之词，少有分析之语。他可能以为自己的褒贬和讥讽是以巧妙的双关语表达出来的，但似乎他没有察觉出自己的做作。

从这张穿着马列掏五毛的摆拍照片，可以想见陈为廷的风格。他还有一张更有名的侮辱天安门的照片，我就不放了。

我们在台大和政大，以及国民党智库的座谈，谈话都很开陈布公，不会在表述意见的阶段遮遮掩掩，主要精力都花在各自理由的交锋上。对比陈为廷和那些学者，可能这就是学生和成年人的差别吧。

我坐在下面，反正没有被他说服。那个学期，我正在修赵晓力老师的西方法律思想史，知道赵老师的人就会知道这门课很难。我们从王绍光先生的《民主四讲》开始读起，然后直接回到古希腊，读《公民大会妇女》、《苏格拉底的申辩》、《云》，再花大半个学期逐篇精读美国《联邦论》（旧译《联邦党人文集》）。

赵老师的课破除了我对“民主”这个词的迷信，让我知道了“民主”也有不同种类（比较有代表性的：古希腊的古典民主，达尔总结的美国式的选举程序民主，列宁提出来的民主集中制）。

读《联邦论》不止是读一本书，而是读一套书，还有《反联邦党人文集》、《辩论：美国制宪会议记录（上下）》的节选。

赵老师的课也让我发现，原来美国学者不说自己是民主制，而说自己是“带有民主色彩的共和制（democratic republic）”，或者一种“精英民主”。（还有一些更有趣的东西，比如阿罗不可能定理从数学上对投票制度的否定，比如洛克和《圣经》对三权分立的影响，比如美国最高院大法官这一非民主的机构怎么被解释出民主色彩，以后有机会，可以专门写文章探讨。）

坐在下面的时候，我默默地想，大概陈为廷并不懂得他大力推崇的民主，到底是哪一种民主；他也不知道美国实质上是共和制；他可能更不知道，民进党当年是捧着《毛选》反国民党的，直到今天，民进党内部的组织原则还是学的大陆，事实上采用“民主集中制”。

当时我很想跟陈为廷谈一谈我的想法。但陈为廷讲完，已经三个半小时了，新竹清华的学生会人员出来，说，好了，没有时间了，我们去吃饭吧。

陈为廷后来在"反服贸”里大出风头，后来又说要参选“立法委员”。

——插一句闲话，学政治学的时候，我是特别反对那种前脚出校园、后脚登高堂的政治人物的，你们工作过吗？了解过民间疾苦吗？知道老百姓的生活吗？

像港台那样，一出学校，就想去登上“议员”这样的高位，结果书也不好好读，社会经验也几乎等于零。让他们掌舵，下面的老百姓不觉得背脊发冷吗？

事实上，这些学生兵确实提不出什么有价值、接地气的方案，只会根据意识形态空喊口号。我看台湾的节目，有些以前的学生兵今年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嘴里还是说不出像样的话，幼稚的要命。

说回陈为廷，他想要参选“立法委员”，但爆出从高中起到大学，几次三番管不住自己的手，性骚扰女同学和公交上的陌生女性，于是只好在台湾“立法院”“屈就”，做一个助理。

去年底还是今年初，据说陈为廷在脸书上出人意料地深夜感慨台湾政局，接着又火速删文，上了一次新闻。

我对陈为廷印象很深，因为他是我的同龄人，有过一面之缘，后来又成了台湾的风云人物，隐隐然是台湾青年的代表。

我总觉得，从他身上我们能看出些什么，但每次这个念头一出现，我都摇摇头，觉得还是算了。

王晓波

去台湾前，我只知王小波，而不知王晓波。

老曾说我们要去《海峡评论》杂志社拜访一位统派老前辈。

我们在一个十字路口遇到了胖胖的、背着双肩包的王晓波先生，跟着他来到《海峡评论》逼仄的办公室。

地方都不够坐，我们有的人就站着。

采访过程中，王晓波先生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：“在岛内，我不是主流，也不是非主流，我是逆流！”

后来我才知道，王晓波先生当了一辈子逆流。他1971年在台大哲学系当讲师，1973年因“为匪宣传”而丢掉教职。

他是中国统一联盟最早的成员，1991年创建左派杂志《海峡评论》。

1997年被平反，重回台大任教。

2010年，王晓波先生送给我们一人一本书。我那本放在老家，书名已经不记得了，但我记得里面有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，王晓波先生说：与其说中产阶级，不如说中智阶级，有产不代表有“智”。

王先生的这个观点，这些年我越咂摸越觉得有道理。确实，现在社会上无“智”的、自以为有“智”其实无“智”的人，感觉越来越多了。一个又一个知识偶像的倒台，让我们看到了进步的希望，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。

我们总忍不住追问：还有应该倒台的知识偶像吗？我的知识够不够？会不会又被骗了？

必须承认，直到今天，很多自以为有知识的知识中青年，还没有注意到，他们的知识不多不少，刚好被骗。

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，就是英语。很多人自以为懂英语、会英语阅读，但其实，他们对英语单词背后的文化内涵、英文表述暗藏的褒贬、对英文作者用词的习惯、对英语媒体的舆论氛围都缺乏了解，有时无法真正理解一篇文章的真实含义。

之前不就出现过某带有官方性质的媒体，把一篇讽刺中国的文章，当作赞美，组织人翻译，在国内宣传，贻笑大方的事情吗？

王先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提出“中智”这个观点了，我是很佩服的。

今年7月30日，王先生往生。同一天另一位岛内人物也死了。

我缅怀王先生。

0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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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两天，岛内为一件事吵翻了天。这件事说出来让人发笑。

阿扎

美国卫生部长阿扎访问台湾，整个民进党政府骚动起来。结果，阿扎在见蔡英文的时候发表致辞，第一句话就口误了，用实际行动默默地支持了中国统一：

为了蔡英文的姓，岛内蓝绿吵翻了天，双方互指对方英文不好。

绿媒已经不顾句子通顺不通顺，也不顾意思通不通了，非要说阿扎说的是presidency。

台湾“国防部”也出来以官方身份支持绿媒。

结果呢，本周二，阿扎自己在接受采访时承认，我就是口误了，总共提到五次，我只口误了一次，你们肯定不介意的吧？

我想到了日月潭，想到了陈为廷，想到了王晓波。

我想到曾经在油管上碰见过一位台湾大学生，她得意洋洋地跟我说，今年台湾的经济非常好，银行的钱多得都贷不完。

她的话吓了我一跳，我小心翼翼地问：银行主要靠吸收储蓄、再借贷出去的息差赚钱，多得贷不完，是不是说明银行情况很危险啊？

小女孩没有正面回复我，甩手给了我几千字不知道从哪里粘过来的台湾新闻报道，那里面也没回答我的问题，通篇反正就是不明所以、似是而非的台湾这个好、那个好。

动不动就粘几千字的台湾新闻做回复，是我碰到的很多台湾青年的惯常做法。

我又想到了几个人在国外的台湾朋友，他们曾跟我说过，台湾舆论环境反智，让人忍无可忍，因此不想回去。

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至少在我知道的学者圈子里，台湾曾经被很多大陆人视作“试验场”，对其抱有期望。可是它怎么搞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？

我又想到了王晓波先生的“中智阶级”。

阿扎这事，我讲的是一个笑话，可我怎么也笑不起来。

—END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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